你愿意做班主任吗？--李镇西

“你愿意做班主任吗？”

如果就此对所有老师做个调查，有多少老师能够由衷地作出肯定的回答呢？

但是，我可以坦然说：我真的非常愿意做班主任！

2004年3月，应我的请求，成都市教育局决定将我从成都市教科所调往学校，出任成都市盐道街中学外语学校的副校长。一到学校，我对谢丹琦校长说：“请给我一个班，让我做班主任。”半年后，我如愿接手了一个高一新班。日子一下回到了从前，我和学生一起早读，然后是备课、上课、找学生谈心、接待家长、批改学生作文、看学生随笔……每天的生活平凡、琐碎、忙碌而又充实。因为我每天都在实践着，思考着，感动着，幸福着。

这事在我的朋友那里引起了反响，特别是在网络上，许多老师纷纷发帖夸我“太高尚了”“境界就是不一样”。我赶紧声明：“我只是想做我感兴趣的事，谈不上高尚！”结果，有被人赞美为“李老师真谦虚！”去年，我又来到一所带有乡村学校性质的初中，出任校长，并且担任三个班的副班主任，于是又引来了一片喝彩声。直到最近，还有一位名叫杨智慧的湖南老师在网上发表题为《教师的境界》的文章，说我对教育具有“殉道”的精神――

他们对教育的痴情不在于建立一家之言，更不在于成名成家，只想把对教育的热情播撒到更多的人，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在快乐自由的教育土壤上健康生长；他们为教育做出了常人无法理解的选择，不为名，更不为利，教育是他终身的情人，为了心中的教育理想，他们抛弃了应该拥有的舒适，拒绝了应该把持的地位，远离了应该轰鸣的声誉。在此，我不禁又想起了李镇西，他从乐山一中拼杀到成都石室中学，从石室中学挤进成都教研室，又从成都教研室攻到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这符合“人往高处走”的追求规律，至少应该成就了专家境界的教师，按理说，他还可以不断向高处攀登，至少可以在高等师范教育领域占有很重要学术地位，但是，这时候，他却开始“向低处走”了，从成都教研室到盐道街外语学校，既当班主任又任课还管教学，自讨苦吃而又心力交瘁着，接着从盐道街来到了更艰苦的武侯实验中学——一个城郊的初级中学。或许很多人读不懂他的选择，其实，他才是一个超凡脱俗的追梦者，“教育”就是他心中的“梦”，心中的“道”，他是一个敢为教育“殉道”的人，一个敢做教育“清道徒”的人，应该是殉道境界的典型教师。

我看了之后，在后面跟帖道――

真诚谢谢杨老师对我的鼓励！

但我决不接受所谓“殉道境界”，因为我所做的一切和什么什么道德无关，和什么什么“境界”无关，和什么什么精神无关！

只和兴趣有关。

居里夫人几天几夜废寝忘食地提炼镭，人们赞美她富有牺牲精神，有顽强的毅力，但却不知道如此废寝忘食，恰恰是居里夫人最幸福的时候。不让她享受这种幸福，才需要坚强的毅力呢！

以上说法，绝对发自内心，和“谦虚”一点关系都没有。

的确如此，我是发自内心地愿意做班主任，因为20多年的班主任生涯，赋予我无与伦比的快乐。

今年五月四日，20年前毕业的学生邀请我聚会。阔别多年，我又和学生们聚在了一起。这些学生离开我的时候是十五六岁，现在已经三十五六岁了。如果是在大街上猛一见到，我可能会认不出的，但和他们聊几句，我就觉得他们一点儿都没变。特别是当他们聚精会神听我说话的时候，那神态，那眼光，一下便暴露了他们当年拥有并一直保存到现在的纯真，而我一下便回到了二十年前的课堂上。

我和他们拉家常的时候，自然会问“孩子多大了”“爱人是做什么的”之类的问题，但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觉得特别别扭，因为他们在我眼中老摆脱不了初中生的样子，我怎么能够对一个初中生问这些问题呢？但我摇摇头，仔细想想，哦，人家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多年不见，我们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学生们回忆我带他们去野外玩儿，还有那一次毕业篝火晚会，还有上街搞勤工俭学，还有我每学期给他们读的书（他们还记得有《青春万岁》《爱的教育》以及刘心武和刘宾雁的报告文学），还有每天课堂上的一分钟演讲，还有……

邱梅影说：“李老师，我女儿读小学，老师要求他们读《爱的教育》，我一下想到了我读书的时候，你给我们朗读《爱的教育》。”

赵刚说：“李老师，也许《爱的教育》正是因为有了你，才有了现在这么多的读者！”

我说：“也许吧！至少我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向学生推荐《爱的教育》的老师。而且最近漓江出版社出版《爱的教育》时，还请我写序呢！我很自豪！”

彭可佳不停地向我“请教”各种家庭教育问题，她儿子已经六岁，特别调皮，是让儿子今年就读小学呢，还是让他再推迟一年读小学？她为此拿不准主意。我说：“就今年入学！推迟一年，你儿子也不见得就不调皮了。男孩子嘛，调皮是很正常的。”

她又问儿子是否适合读寄宿制学校，我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父母对孩子的朝夕相处的影响，是任何教师都不能取代的！”

卢涛说：“李老师，我现在还记得你教我们的时候，一个暑假去旅行，你给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写信，每天给一个同学写一封，我收到的信是说你在黄果树瀑布。”

他又说他第一次当众演说，就是在我班上的时候，按我的要求在语文课前做一分钟演讲。

卢婕说到我指导同学办小报，每期都是一个同学独立完成，而且每天都按时“出版”张贴出来。

邱梅影说她读了我写的《爱心与教育》。我很惊讶，因为她并不是搞教育的，我问：“你哪来的这本书？”

她说：“我买的呀！”

我真是感动得要命！

我说：“你读到书中的你的故事没有？”

她说：“当然读到了！是我们去为彭艳阳祝贺生日。你在书里还用了我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里说，‘大家见家里没有大人（李老师当然不算是“大人”！），便开始狂欢。是的，李老师不是大人’，后来有记者引用了这句话评论，说李老师和学生的平等关系。本来嘛，当时我们的确没有把李老师当大人，你就是我们的朋友。”

陈晓蕾说：“李老师一直对教育都充满热情，这种热情一直都没有变。”

……

我说：“我要感谢你们！我从你们身上获取了教育的动力。因为我和你们接触，发现教育是这么的有意思！于是，我便对教育更加热情了。”

我给大家说：“我现在还保存着当年我给你们照的像，课间跳绳呀，中午在教室里睡觉呀，还有你们在野外的活动，等等。我还保留着你们当年写的日记呢！唉，因为走得急，我忘记带这些‘文物’了！不然，今天你们看到这些东西，一定会非常亲切的。”

我又对同学们说：“你们还记得吗？记得二十年前毕业那天，我们在学校举行完毕业典礼后，集体来到大渡河畔，支起帐篷，点上篝火，彻夜狂欢。”

同学们都说：“怎么不记得？”

几天前，这批学生又和我聚了一次。我们选定的聚会地点，在岷江之滨大佛对面的一个酒店。走进包间，墙上一个红色条幅上的大字格外醒目：“永远的未来”。

应大家的要求，我给各位一一签名赠书《做最好的家长》－－当年的少男少女现在大多已经是爸爸妈妈了！

然后我们举杯庆贺并互相祝福。在酒桌上，看到这些学生，我回到了二十年前。同学们都说我还有一颗童心，我很开心！

临别前，赵刚提议大家在条幅上一一签名。我第一个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同学们签名。赵刚写下的是：“我爱未来班！”

看着这些学生们，我真是感慨万千。二十年前，对我们国家来说，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对我来说，是我青春燃烧的岁月。当时教这个班的学生的时候，我毫无经验，无论班主任工作还是语文教学都谈不上有多么优秀，但我全身心地投入，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教育融入了学生，并乐此不疲。如果说当初我这样做更多的是凭着青年人的热情和兴趣的话，那么，正是学生们对我的爱让我感到职业的幸福，这种幸福感成了我以后从事教育不竭的原动力。

林玲说：“妈妈听说我要来参加毕业20年聚会都在感叹，时间真快呀！当年毕业的时候一想到20年后相会，觉得非常遥远。但现在20年已经过去了！时间简直过得太快了！”

是呀，一晃这些学生已经从十四五的小男孩小姑娘成长为“帅哥”“美女”了，我却从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步入了中年。但是和他们在一起，我便回到了年轻时代。时间还在流逝，他们还会从青年到中年，我也将渐渐步入老年，但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却是我永远的青春记忆。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完全是偶然的――他们在二十年前闯进了我的职业，我们之间便拥有了三年共同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曾经和他们融为一体。无论今后岁月如何流逝，无论我和他们将怎样的慢慢变老，那三年时光，将是我永远的青春记忆。不只是这个班的学生，应该说，我和每一届学生相处的三年时光，都是我生命中阳光灿烂的日子。神秘的命运之神把一批又一批学生送到我的生活中，让我永远都和童心为伴，与青春同行，因此，我要对我所有的学生说――

你们是我永远的青春礼物！

设想一下，如果我不当班主任，我能够有这份无与伦比的礼物吗？

有的老师之所以不愿当班主任，是觉得当班主任太累。为此，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班主任的时候，我写过一篇题为《甜蜜的“苦差事”――谈班主任的苦乐观》的文章――

当教师“苦”，当班主任更“苦”，这不言而喻的。但“苦”中之无穷之乐，乐中之无尽之趣，却不是每一位班主任都能体会得到的。明代学者章溢早就说过：“乐与苦，相为倚伏者也，人知乐之为乐，而不知苦之为乐。”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年轻班主任抱怨：“我整天都围着学生转，从催促早操到检查晚寝，还要找人谈心……忙死了！”是的，如此披星戴月的确比一般任课老师辛苦。但这何尝不是班主任特有的幸福源泉之一呢？与学生朝夕相伴之际，师生感情就更为深厚；与学生促膝谈心之时，师生心灵便更加贴近。比起其他任课老师，我们同学生的接触要密切得多，对学生各方面的关心越无微不至，我们得到的来自学生的爱也越丰厚。相信所有真正热爱孩子的班主任都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和体验：当你和学生一起出去郊游时，在纵情嬉戏中，你会感到自己不知不觉走进了学生的心灵，自己也变年轻了；当你重病在床时，最能给你以安慰的，是床前学生的微笑和他们送上的一束鲜花；当学生毕业前夕，在他们依依不舍的眼神里，你会发现，学生最留恋的老师，还是他们平时有些“惧怕”甚至有点“怨恨”的班主任……面对学生爱的回报，作为呕心沥血的班主任，我们会感到由衷的欣慰：也许我们的月收入远不及那些“个体摊”上的买卖人，但我们从事的不仅是太阳下最高尚的职业，而且也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事业！因为我们拥有几十颗童心，这是何等优厚的精神财富啊！

当然，对于具有创造精神的班主任来说，他得到的精神财富还不仅仅是来自学生的敬意，更有来自事业的硕果。

谁都希望自己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然而现在一些教师（特别是一些刚分配到学校的大学生）都宁愿把这份事业心用于学科教学，而不看重班主任工作；即使当了班主任，也不愿下功夫研究。因为在他们眼中，班主任工作不外乎就是管管纪律，哄哄孩子，要么当“警察”，要么做“保姆”，总之，作为“研究”对象，实在搞不出什么“名堂”。另外从客观上看，班主任工作比起单纯的知识传授要复杂、困难得多，既无现成的教材，也无具体的模式，而且周期长，见效慢，往往辛辛苦苦做了许多事，也很难立竿见影。尤其在前几年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气候中和目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巨大压力下，搞德育研究更为艰难，其收效远不如搞一套高考复习资料来得快……如此种种，使班主任科研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也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班主任学”至今未能真正建立。

从科研角度看，班主任工作当然很难搞，但正因为“难搞”，它才更具价值。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教育理论相对来说是落后的，而在教育学理论中，德育理论研究又是最薄弱的部分。这使不少教师做起班主任工作来感到“无章可循”、“无本可依”。然而，德育理论的暂时困乏恰恰为一切有事业心的班主任提供了一块开垦耕耘的处女地，为我们勇敢探索、大胆创新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广阔领域。比起教育的其它方面，德育的空白要多一些，正等待着我们去填补：德育内涵的研究、德育新内容、新途径、新方法、新格局的研究、现代班主任素质的研究、班组管理科学化的研究、集体主义教育研究、商品经济下的德育工作研究、德育效果的科学评定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教育研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教育研究……看，班主任工作是一项多么富于实践性、理论性与开拓性的科学事业啊！因此，班主任决不应该是“警察”或“保姆”，而是真正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只要我们善于思考、勤于实践、于勇于创新，就会比单纯的任课教师取得更丰硕的教育科研成果。当然，还必须说明的是，从事德育研究与从事教学研究并不是矛盾的，二者往往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从苏联杰出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到中国年轻的教育家魏书生，都说明真正的教育家必然既教书又育人，仅仅凭学科教学而成为教育家的，几乎没有！

作为教师，永远面对的是朝气蓬勃的脸庞，这是多么令人欣喜；作为班主任，永远面对是晶莹的童心，这是多么令人骄傲；作为教育科研工作者，永远面对的是挖掘不尽的宝藏，这是多么令人自豪！献身于这平凡而崇高的事业，一切辛苦都是甜蜜的。正如青年马克思所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当年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有七八年的班主任工作经历了，也就是说，我所写的这些全是我的切身感受。距写下这篇文章又过去了十七八年，我对班主任工作的“苦”与“乐”有了更深刻的体会。特别是我这么多年的班主任实践印证了文中所说：“只要我们善于思考、勤于实践、于勇于创新，就会比单纯的任课教师取得更丰硕的教育科研成果。”仅教育专著我就已经出版20多部，如果不做班主任，我决不可能有这么丰硕的教育成果的。看，班主任工作能够让我由一名普通的教师，成长在一定范围内能产生一些积极影响教育专家，我能不喜欢当班主任吗？

班主任不仅仅是给我们无穷的情感财富和教育科研成果，而且还更能锻炼我们。我这里说得是“更能锻炼我们”，意思就是说，比起做一般的任课老师，做班主任得到的锻炼更多。的确是这样。现在，我之所以能够做校长，那是因为我做过多年的班主任。换句话说，如果我没有做过班主任，我是不可能有信心和能力做校长的。我曾经在我校教职工大会上说：“对年轻人最好的培养，是让他做班主任！在学校工作中，没有比做班主任更能锻炼人培养人的了。班主任工作穷尽了校长管理的全部奥秘。我就是从做班主任直接走上校长岗位的。以前我校长没有信心，魏书生对我说，你能做好班主任，就一定能够做好校长。冯恩洪和程红兵也给我说过这样的话。的确如此。人们常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个好学校，我要补充一句，一个好班主任，就是一个好校长！

我这话可能说得有些偏激，但绝对有几分道理的。班主任需要面对校长，需要协调科任老师的关系，需要和学校每一个部门合作，需要和学生家长打交道，当然更需要每天都面对不同个性的学生，如此全方位的与人交往，能不受到全方位的锻炼吗？――所谓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应变能力、沟通能力等等，全在其中了！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转化班上的一个个后进生，更是对班主任最好的磨砺。我从来认为，判断一个老师是不是真正优秀，就看他对待后进生的态度和技能。班集体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是一个跌宕起伏、有时候甚至是惊心动魄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班主任不断享受教育并不断成长的过程。面对一个后进生，无论多聪明的教育者，也无法预料明天他会给自己惹什么祸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过：“教育，每天都充满悬念！”这里的“悬念”，主要就是我们通常的所说的“教育的难题”。期待着每一天的“悬念”，进而研究、解决不期而遇的“悬念”，并享受解开“悬念”后的喜悦，然后又期待着下一个“悬念”……如此周而复始，这便是教育过程的魅力所在，也是教师成长的奥秘所在。

“班主任”这个角色给我的馈赠实在是太多太多。1992年，在我当班主任10周年――也是从教10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题为《用童心报答童心》的散文。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先引述了学生的一篇作文──

1985年5月13日，是星期一。

下午读报课时，李老师跨进了教室，照例给我们读小说《青春万岁》。突然，陈晓蕾站了起来：“李老师，请您出去一下，好吗？”李老师莫名其妙地跟着她出了教室。戏剧般地，班干部潘芳奕迅速走上讲台，向同学们讲了一个秘密计划，大家一致赞成。几分钟之后，李老师又莫名其妙地被请回了教室，迎接的他是神秘而兴奋的笑声……

紧接着的几天，同学们暗中忙碌起来……

5月17日，那一天终于到来了。语文课的铃声一响，李老师便走了进来。

值日生罗晓宇用清脆的声音感道：“起立！敬礼──”

顿时，一阵春潮般的声浪从每一位同学胸中涌出，回荡在教室里：“祝──李──老──师──生──日──快──乐！”

李老师惊愕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前排的谈俊彦走上讲台，双手捧着一封信：“李老师，这是全班同学的祝贺信！”班长彭艳阳捧着一束还带着露水的玫瑰花从后排跑到讲台前，庄严地向老师敬了一个队礼：“李老师，这是全班同学献给您的鲜花！”

李老师完全不知所措了。又有十几位同学涌上了讲台──霎时间，讲桌堆满了鲜花、蛋糕、影集、笔记本、生日卡……兴奋和得意在每个同学心中荡漾着：让辛勤的老师惊喜，让尊敬的老师幸福，正是我们的心愿！掌声有节奏地响着，伴着笑声。

“今天，并不是我的生日啊！”呆了半晌，李老师这么说。可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嚷道：“肯定是的，5月17日，没错！”“老师，要诚实哟！”

……

然后我继续写道――

我当然是诚实的，不过当时我又不敢向学生坦白我的生日应该是9月29日。学生为何错把5月17日当我的生日呢？至今是个谜。直到今天，当我抄录这篇作文时，我耳边好象还回响着学生们那热烈、真诚而又带着几分顽皮的掌声和笑声，因而禁不住心潮澎湃！当时，面对童心，激动的我用颤抖的声音说了几句肺腑之言：“我并不是一位好老师，可同学们对我这么好，我实在受之有愧啊！但是，从此以后，我将竭尽全力做一位好老师，用我的童心来报答同学们的童心。请同学们，不，请朋友们监督我！”

这事发生在我参加教育工作的第三年。在这之前，我曾三次气急败坏地打学生（虽然不是我班学生）──仅以此例，就足以证明“我并不是一位好老师”的话决非我在学生面前故作谦虚，但是，从那时起“用童心报答童心”却成了我真诚的誓言，并为之努力实践──

为了报答童心，我尽量使自己的整个身心都与学生融为一体。每带一个新班，我都把全班同学的生日工整地抄贴在我书房的最醒目处，每个学生生日那天，我都送上一本小书、笔记本或其它小礼物。每次放假，我都安排一次与学生的旅游：我曾与学生站在黄果树瀑布下面，让飞花溅玉的瀑水把我们浑身浇透；我曾与学生穿着铁钉鞋，冒着风雪手挽手登上冰雪世界峨眉之巅；我曾与学生在风雨中经过八个小时的攀登，饥寒交迫地进入瓦屋山原始森林……每一次，我和学生都油然而生风雨同舟、相依为命之情，同时又感到无限幸福。这种幸福不只是我赐予学生的，也不单是学生奉献给我的，它是我们共同创造、平等分享的。

为了报答童心，我力争使自己的教育工作充满科学精神与民主气息，让教育真正深入学生的心灵世界。在班级管理方面，我变过去教师一人说了算的“人治”为全班学生运用集体制订的班级法规互相制约、共同管理的“法治”，并将我也放在与学生平等的位置，和学生一起建设班集体。在思想教育方面，我在遵循党的教育方针的前提下，始终把目光对准学生的心灵：善良人性的保持、正直品格的塑造、、现代意识的培养、创造能力的锻炼以及青春心理的辅导……特别令我和我的学生欣慰的，是我们共同进行的“未来班”教育改革的成功。《中国青年报》、《教育导报》、《教书育人》等九家报刊先后登载了“未来班”的事迹。在“未来班”，我引导学生们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勤奋学习、关心集体、参与改革。为了让教育充满符合少年儿童心理的浪漫色彩，我们为“未来班”设计了班徽、绘制了班旗，还创作了班歌。当学生们唱着由他们自己作词、著名作曲家谷建芬同志谱曲的班歌时，他们感到多么自豪和鼓舞，而我受到的却是教育和鞭策：与我们素不相识的谷建芬同志并不是教育工作者，她却对下一代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而我身为教育者又该怎样对待自己的职业呢？

为了报答童心，我立志成为创造性、学者型的教育工作者，通过自己一生的教育实践，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教育理论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太狂妄”，但我始终欣赏这句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兵决不是好兵！”也许我一直到退休也不过是一名普通教师，但这并不妨碍我现在为自己由衷热爱的事业（因为我由衷热爱自己的学生）提出一个高远的目标，并终身奋力攀登。从1985年起，我开始有意识地总结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想考当今中国的一些教育难点与热点。这些总结与思考陆陆续续地变成近百篇论文发表在各级报刊上：《沉重的思考──中学生教育危机原因初探》（《中国青年报》）、《把教师的权威转化为集体的权威》（《中国青年报》）、《班级管理民主化尝试》（《中国青年报》）、《谈语文教学的民主》（《教育导报》）、《以口语训练促进阅读教学》（《天津教育》）、《把录相引进语文课堂》（《四川电教》）、《现代文阅读能力结构初探》（《乐山教研》）……

从教10年，我成长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我取得过一些成绩，也遇到过不少挫折；受到过许多领导、专家、学者、老师的指点帮助，也引起过个别人对我失误的幸灾乐祸或对我成功的妒火中烧……但无论何时，给我以清醒头脑与坚强意志的，还是我的学生：当我重病卧床，学生给我送来录有他们安慰话语和歌声的磁带时；当我站在寒冬的讲台上，一位常被我批评的学生递上一张写有“请穿上大衣，当心着凉”的字条时；当我即将外出开会或讲学，学生们深情地说：“李老师，您可要早点回来”时；当我在一个元旦的早晨，推开寝室门，惊讶地发现门上插着一束鲜花，在朝晖的映照下，花带上一行“李老师，愿您永远是一轮初升的太阳！”的小字灿烂夺目时……热泪盈盈中，我真诚地感到：一切荣辱得失，比起这一颗颗炽热的童心，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啊！

仿佛是历史的重演，1990年高考前夕的一次语文复习课，我走进教室，映入眼帘的是黑板上一行美术大字：“祝李老师生日快乐！高90级一班全体同学”。讲桌上摆着一份特为我订做的特大蛋糕和一本有全班同学签名的精美影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班长代表全班同学向我送上一束鲜花：“李老师，您不用解释了，今天是不是您的生日并不重要，我们不过是借‘祝生’向您表达三年来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罢了！”我把生日蛋糕切成六十块，与学生共享；然后抚摸着鲜花一字一句地对学生们说道：“作为老师，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奖赏呢？不过，我欠你们的太多太多了！这笔债，我是永远也还不清的啊……”

但是，我愿以毕生的精力去偿还之笔“债”。是的，用童心报答童心，这就是我献身教育的原动力。如果有人认为我的思想境界不够高的话，那么，我想借用杰出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一段话来强调我的教育信念：“我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对孩子的爱。”（《我把心灵献给孩子》）不过，根据自己切身的感受，我还想冒昧地替导师这段话补上一句：“以及孩子对我的爱！”

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苏霍姆林斯基这样写道，“每个儿童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没有重复，各有特色。如果这个世界显示在你面前，如果你感觉到每个儿童都有个性，如果每个儿童的喜悦和苦恼都敲打着你的心，引起你的思考、关怀和担心，那你就勇敢地选择崇高的教师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吧，你在其中能找到创造的喜悦。”这里所说的“喜悦”，正是班主任特有的幸福。

陶行知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这首先是人学！”而我要说，惟有班主任，才能真正和学生“心心相印”，才能真正领略到“人学”的魅力。